陶冬-中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後知後覺?

中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後知後覺? (2008-12-07)

以下為東方早報的採訪:

主持人：最近美國相關部門披露資料顯示，美國從一年前經濟就開始衰退。而那個時候中國政府還在進行宏觀緊縮的政策。對此您如何評價？

陶冬：年初時對於次貸危機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並不清晰，幾乎所有人都低估了金融海嘯的威力。這次金融海嘯之所以走到這一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保爾森在處理雷曼倒閉問題上的政策失誤。這些因素是不可能事先預估的，就此責備中國政府並不公平。

最近相關統計部門說美國一年以前已經進入衰退，但是實際上，許多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在年初時也沒有認為美國經濟已經進入衰退。今天講一年前已經進入衰退，是馬後炮。當時中國經濟處在通脹迅速升溫，信貸失控的情況。在當時的環境下，作出宏觀緊縮的政策我認為是正確的。

不僅中國的宏觀政策是收縮，美國、歐洲等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政策都是緊縮的。政策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改變，這是一個滾動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政府在政策上的調控，基本上是及時的。

保爾森在雷曼問題上的判斷失誤，使一場十年一遇的信貸收縮、經濟調整變成了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在雷曼之前，隨著資金市場的重新活躍，隨著貝爾斯登問題的妥善解決，全球的金融環境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好轉。

但是之後保爾森對於形勢的判斷過度樂觀，認為他已經有能力在不嚴重影響經濟、影響市場的情況下，為自由市場經濟劃出一條底線。換句話說，他想傳達這樣一個資訊，不能拿納稅人的錢去無原則、無條件地去填補過度投機所帶來的虧空。

這個原則是對的，但是處理的方式以及時機的判斷是有問題的。儘管雷曼倒閉沒有使得CDＳ（信貸違約掉期）市場崩盤，但是風險從沒有預料到的地方鑽了進來。 貨幣基金擁有大量的雷曼債券造成了巨額虧損，導致投資者擠提貨幣基金。而這觸發了連鎖反應，資金市場出現斷流，銀行之間的信心完全喪失。這就造成了一次在 現代金融史上罕見的、全球性的，針對整個銀行行業的恐慌和擠提。

當時如果救雷曼，成本可能只有六十億美元。由於沒有救雷曼帶來了連鎖反應和信心危機，各國政府已經付出了超過1.3萬億美元來打救。這是一個重大教訓。這 1.3萬億美元只不過是重新穩定了金融市場，拯救了一場金融體系崩潰的浩劫。但是全球的衰退剛剛開始，這個可能對於經濟的傷害、就業的損失以及造成潛在的 金融不穩定，目前還沒有可能對此量化。

主持人：中國經濟從去年的雙防到目前的全面促進經濟僅僅經過了1年多的時間。您怎麼評價政府宏觀調控的做法？

陶冬：政策的決定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藝術，政策的拐點的決定往往要在統計資料並不完全清晰、經濟形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做出的。如果我們幾個月之後，回 過頭來做馬後炮式評論比較容易，但這是歷史學家和媒體的事情。在當時的環境下，政策作出判斷一定會有風險，有可能出現判斷錯誤。

在這一輪宏觀調控過程中，的確判斷有失誤。但是世界上大多數政府都犯了同樣的判斷失誤，我認為是可以容忍的。至於政府之後在刺激經濟政策出臺上，我給予高度評價。

政府去年在應對通貨膨脹失控問題上，一直認為是結構性通脹而行動遲緩。如果當時在通脹剛剛起來的時候，果斷通過進口糧食的話，中國通脹絕對不會上漲到8%。政府在這方面有誤判，而且是一系列的誤判。

但是在這一輪經濟失速問題上，我不認為政府後知後覺。中國經濟出現放緩的苗頭是5月份四川地震之後，由於北京召開奧運會，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是以穩定為 主。但在奧運因素過去之後，經濟進一步下滑的苗頭出現之後，北京採取措施的速度實際上是相當的快。而且不但出手很快，出招也很猛，這種政策風格在溫家寶內 閣是罕見的。

四萬億財政刺激政策在國際上贏得了普遍的好評，這不僅對於中國經濟有利，對於世界經濟也有利。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政府的調控並不像有些批評家所說的那麼差。

主持人：有專家認為金融海嘯不是造成中國經濟風險的最大原因，因為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為防止經濟過熱，採取一系列的手段宏觀調控，造成目前狀況的原因是政府的不利調控。對此您如何評價？

陶冬：金融海嘯對於中國的部分經濟造成了重大的衝擊， 那就是出口。另外一個方面大家談論得很少，但是非常重要，這就是媒體對金融海嘯的飽和轟炸，對於企業 家的投資信心造成了重大衝擊。國內的《直擊華爾街》捧紅了一個主持人，擊垮了整個國家的投資信心。我認為報導金融海嘯是應該的、必要的，人民有知情權，媒 體有言論權，但是手法和頻率則有待商榷。至於宏觀調控措施是否對這一輪經濟放緩有影響，我認為有，主要體現在對信貸尺度的放鬆慢了一點，對於房地產的打壓 時間更長了一點。

資料來源: 陶冬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66b00100b5rq.html